编译所 | 吕厚量：《罗马革命》中的西塞罗形象

《罗马革命》

·塞姆笔下的西塞罗形象·

在《罗马革命》这部早期著作中，被誉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古罗马史家”的罗纳德·塞姆对西塞罗的道德品质与历史地位做出了负面评价。其根源在于塞姆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形成的、对几乎一切政治制度与政治家持道德批判态度的政治批判史观。然而，晚期塞姆笔下的西塞罗形象却发生了变化。与同时代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相似，塞姆的学术生涯轨迹同样展示了经历过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进步史学家的心路历程，以及由反思传统政治史转入社会文化史研究进而重新赋予政治史应有地位的20世纪中期西方史学潮流的基本趋势。

论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中的西塞罗形象

吕厚量

一、《罗马革命》中的西塞罗形象

作为西方罗马史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长期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新西兰籍历史学家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1903—1989)在其1939年初版的成名作《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中发展了前代德国罗马史学者创立的人物志研究方法，使这部名著成为20世纪罗马政治史研究中的典范之作，对西方史学界关于罗马帝国建立过程的基本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塞姆本人也凭借本书及另一部代表作《塔西陀》(Tacitus)所取得的成就而在罗马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堪与特奥多尔·蒙森和爱德华·吉本相提并论的一流学者地位。

在《罗马革命》人物志研究为读者呈现的共和末期至帝国初年罗马政界人物的画廊中，马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无疑是地位极其重要、形象鲜明的政治家。在塞姆的叙述体系中，西塞罗既是传统共和派的思想领袖，又是挑起腓力比之战、导致共和国覆灭的最初祸首，是衔接《罗马革命》前后叙述的两大主题——共和国的灭亡与元首制的建立——的枢纽；他的书信集是塞姆写作本书时所依据的核心史料；西塞罗的文学成就也被塞姆视为共和末年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因此，《罗马革命》塑造的西塞罗形象及对他的负面评价可以作为把握这部史著的主旨和理解青年塞姆历史观的重要线索。

西塞罗像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年—前43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以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同盟成立后被马克·安东尼派人杀害于福尔米亚。

塞姆对西塞罗的批判首先表现在对其自私自利、表里不一、左右逢源等性格污点的揭露上。塞姆认为，作为一名以外来新人角色当选执政官的成功政治家，西塞罗在其政治生涯中并未致力于提拔来自意大利境内偏远地区的居民进入罗马元老院，也不曾支持过其他新人竞选执政官，而是极力取悦政坛上的老牌贵族，这种做法带有背信弃义的性质。他对意大利人的支持仅仅流于口头上的空洞赞美，其目的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西塞罗的自私对罗马共和晚期的政局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他同安东尼之间的私人仇怨引发了历次罗马内战中最没有理由发生的一次；他对渥大维、德奇姆斯·布鲁图斯的回护和对安东尼的肆意攻击践踏了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西塞罗曾有过浑水摸鱼、袒护富人阿提库斯的劣迹，并同行省包税人进行过权钱交易。西塞罗在公开场合热烈赞美来自意大利城镇的贵族，私下里却在书信中嘲笑他们为呆子和酒鬼。西塞罗在其政治生涯中的立场毫无原则可言，他奉行的唯一宗旨就是永远服从现存秩序；他还无耻地使用爱国主义的幌子为自己改换门庭的卑鄙行为进行诡辩。

塞姆所否定的并非只有作为道德楷模的文豪西塞罗的光辉形象，受到他质疑的还有政治家西塞罗的历史地位。《罗马革命》认为，西塞罗作为共和末年伟大政治家与罗马未来政体蓝图设计师的形象是奥古斯都建立帝国后为统治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西塞罗这样的新人在由显贵把持的共和国政局中根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提出的由美德维系、以团结全体意大利人为目标的理想化纲领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他的致命弱点在于没有追随自己的党派，“因缺乏家族背景和追随者而在声望方面有所欠缺”。由于自身实力不济，西塞罗不得不违心地屈从于“前三头”的统治；他先后试图投靠多拉贝拉与渥大维，却相继以失败告终。他尽管“才华横溢、毕生从政，但本人为共和国所做的贡献却乏善可陈”。塞姆在《罗马革命》中对西塞罗的批评是全方位的和十分尖刻的。

西塞罗反喀提林

如果说上文所列举的部分文本还可以用史学争鸣中的见仁见智来解释的话，那么塞姆利用“莫须有”的理由和明知未经证实、甚至基本可以确定出于杜撰的材料对西塞罗形象进行的抹黑，则明显带有文学修辞性质，反映了塞姆本人对西塞罗的偏见。塞姆认为，西塞罗在晚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坛要人，仅仅是由于其他著名执政官已相继辞世或告别政坛、元老院中人才凋零的缘故。这种主观的解释模式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塞姆声称，西塞罗演说词中首屈一指的杰作《反腓力演说词》中的论点是“没有分量、滑稽可笑或毫无新意的”，是在“用最厚颜无耻的方式去强词夺理”，这种武断的评论同样难于以理服人。塞姆甚至使用撒路斯特没有把西塞罗列入那个时代两位最伟大罗马人之列的牵强论据来证明罗马人对西塞罗的否定态度，而故意无视撒路斯特本人在其史著中充分肯定执政官西塞罗粉碎喀提林阴谋的历史功绩这一事实。塞姆列举的另外一些否定西塞罗的材料同样显得十分牵强……散见于《罗马革命》全书各处的大量证据表明，塞姆对西塞罗的人格与历史作用的评价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其中的一些论述可能反映了塞姆本人对罗马历史的个性化理解，另外一些文字则带有一定的偏见与时代局限性，是当代乃至塞姆时代的史学家们很难信服和认可的。

二、塞姆笔下西塞罗形象的特殊性

当然，现存古代史料所呈现的西塞罗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他为米洛创作的辩护词中存在着确凿无疑的谎言；他对安东尼的攻击也使用了明显的曲笔。由于西塞罗的大量书信以较为原始的面貌留存至今，他展示给后人的形象必然是复杂的。波利奥、狄奥·卡西乌斯等对西塞罗充满敌意的史家也保留了其政敌举出的、不利于西塞罗本人的若干证据。如果我们用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尺度去衡量的话，西塞罗的文风和人品也确实存在着虚妄浮夸、自吹自擂、心口不一等令人反感的元素。尽管如此，当代罗马史学界对西塞罗在挫败喀提林阴谋和领导元老院对抗安东尼的斗争中的表现普遍持肯定、敬佩的态度。平心而论，作为罗马政坛上一名不折不扣的新人，在缺乏政治背景的情况下，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继老伽图、马略之后第三位当选执政官的著名新人，西塞罗在个人资质方面必定存在过人之处。他炉火纯青的演说技艺正是其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而西塞罗的政治立场恐怕也并非塞姆所描述的那么不堪：他始终致力于维护共和国体制，只是事态的发展有时不免会超出其个人能力的控制范围。在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贡献方面，西塞罗堪称罗马共和国时期绝无仅有的一流思想家。西塞罗政治演说词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维吉尔等其他经典拉丁作家；并在其现存著作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西塞罗的很多法治思想已潜移默化地融入了现代社会的制度规范中。他的著作还对马基雅维利、伯克等后世的政治思想家产生过直接影响。可见，尽管《罗马革命》一书在整体上是一部史料扎实、论证严密的名著，其中对西塞罗的具体评价却是相对主观和流于偏颇的。

当然，熟谙拉丁史料与西方古典传统的塞姆本人对自己作品中西塞罗形象的反传统特征自然心知肚明。他在《罗马革命》的导言中写道：“……在这种有倾向性的、以成败论英雄的罗马革命解释模式中存在着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外。人们很少拒绝同情一位并不成功的政治自由派领袖。西塞罗是个仁慈而博学的人，他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保持着长久的影响力；他是作为暴力和独裁的受害者而牺牲的。然而，上述对西塞罗声名和命运的理解只是事物的一方面。”他甚至还进一步承认：“除了一些显然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恶语中伤和流言蜚语外，当时留下来的史料中确实缺少针对这两个人(西塞罗与奥古斯都)的反面证据。”可见，塞姆对西塞罗的批判是一种自觉的、反传统的历史翻案行为。……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塞姆有意将西塞罗形象负面化呢？

罗纳德·塞姆

塞姆一方面继承了20世纪初德国罗马史学者们以氏族、个人姓名为线索整理现存拉丁、希腊铭文中零散史实信息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注重将罗马贵族家族的兴衰沉浮同罗马上层政治势力演化的格局结合起来，并将自己的研究结论通过量化统计的形式展示在《罗马革命》一书中，对日后英美学界的罗马史研究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罗马革命》消极评价西塞罗的原因分析

1.德国罗马法、罗马史研究传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塞姆影响颇深、并在当时的罗马法、罗马史学界居于领先地位的德国学术传统中，对西塞罗的主流评价意见同样是消极和负面的。蒙森的巨著《罗马史》正是这种潮流的典型代表。在蒙森眼中，西塞罗在粉碎喀提林阴谋期间积累起来的权威与声望是通过破坏法律的方式取得的：他在紧急状态下决定即刻处决喀提林党羽的行为摧残了罗马共和政体长久以来的护符——申诉权。蒙森给西塞罗贴上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标签：“政治投机分子”，认为他毫无原则地为一切权贵辩护，在“前三头”的威逼利诱下充当着可怜应声虫的角色……，蒙森《罗马史》与塞姆《罗马革命》对西塞罗的态度都是批判与否定的，并且二者在对西塞罗首鼠两端、缺乏政治原则这一点上的看法是较为吻合的。笔者认为，塞姆对德国学界批判西塞罗传统的借鉴基本限于个别细节方面，他对西塞罗历史地位的全面否定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

在《罗马革命》的序言中，塞姆坦承自己采用的人物志研究方法来自对闵采尔、格罗亚格、施泰因、普雷麦斯坦等德国学者著作的借鉴。但在具体观点和叙述内容方面，塞姆预设的主要读者与批判对象都是普遍肯定西塞罗历史贡献的英国罗马史学界的学者。他对前人方法进行了选择性吸收与发展完善。事实上，欧洲大陆罗马史学者所奉行的、以蒙森为代表的制度史研究模式正是《罗马革命》一书成功颠覆的对象。关注政治角逐中各集团真实力量对比的塞姆并不认可法律条文与合法性在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的罗马贵族精英权力斗争中发挥的约束作用；而厌恶专制独裁的他也必然无法赞同在20世纪30年代已开始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德国、意大利罗马史学界对恺撒、奥古斯都强权统治的推崇。在塞姆眼中，蒙森对西塞罗镇压喀提林集团叛乱时采用手段合法性的讨论并未戳中问题的实质；而蒙森等德国史家笔下的英雄恺撒也并不代表什么比西塞罗更为高明的纯正古典主义文学风格。塞姆在批判西塞罗时采用的论证思路同蒙森等人截然有别，并不是对后者不加甄别的照单全收。

那么，塞姆消极评价西塞罗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贯穿《罗马革命》全书的、带有塞姆早年鲜明个性特征的政治批判倾向密切相关：对传统上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被视为理想政治家楷模与共和精神化身的西塞罗正面形象的颠覆，正是构建《罗马革命》所承载的政治批判史观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种不常见的西塞罗形象

2.《罗马革命》的政治批判色彩

笔者认为，结合其早期著述中的大量证据来看，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塞姆在自身的思想观念中形成了一种对罗马共和末年几乎所有政治制度与人物均持尖锐批判态度的政治批判倾向。这种道德论色彩浓厚的独特史观在《罗马革命》一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青年塞姆在书中对西塞罗历史功绩的全面否定正是与这种政治批判史观一脉相承的。

首先，《罗马革命》一书所描绘的罗马政治世界中几乎不存在品行无可指摘的人物。塞姆在书中运用人物志的梳理方式，为读者展示了大批罗马政客的丑恶嘴脸。苏拉扶植起来的显贵集团中尽是贪赃枉法之徒；安东尼麾下的贵族们各自心怀鬼胎，随时准备叛变投敌；所谓“平民派”政治领导人的纲领“通常是一种用心险恶的谎言”；罗马的暴民们惯于接受独裁者们的贿赂，“对于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神圣传统毫无同情之心”；罗马军团里的士兵们早已军纪废弛，“不可能去为自由、政体等空洞名号抛头颅洒热血”；庞培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欺诈与暴力”；奥古斯都的股肱之臣阿格里帕看似恭顺谦卑，实则“暴躁易怒、飞扬跋扈”。塞姆对上述这些显贵、平民与新贵社会阶层的政治家或政治势力的基本态度都是否定的。

塞姆对传统政治史奉为英雄的奥古斯都的抨击更加严厉。尽管《罗马革命》一书的结尾肯定了奥古斯都在罗马民族复兴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作者却对奥古斯都其人全无好感，早在1934年发表的论文中便称之为“邪恶的年轻人”。《罗马革命》声称“我们事实上没有什么理由去歌颂奥古斯都的政治胜利，或将这个通过内战攫取财富与荣誉的人物理想化”。奥古斯都建立的新统治秩序是通过“狡诈和血腥的手段”实现的；他在罗马大肆鼓吹的“东方再征服”伟业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奥古斯都用来安抚生者、欺瞒后世的只有鬼魂和言辞而已”；残酷无情的他可以为政治野心“冷酷地牺牲掉自己最亲近的人”。塞姆对奥古斯都人格污点的无情揭露彻底颠覆了以往罗马政治史叙述体系中展示的这位帝国奠基者的正面形象。……

形象法西斯化的奥古斯都

在塞姆的心目中，“政治家”这一头衔本身便意味着某种道德上的缺陷或至少是弱点。《罗马革命》具体的行文表述中，塞姆对共和晚期罗马政治家的批判也是极具针对性的——他的目的在于剥去阿谀奉承、邀功请赏的古代作家和以古喻今、别有用心的现代法西斯主义史学家们笼罩在依靠强权取得胜利的军阀政客头上的道德光环。为此，奥古斯都成了《罗马革命》重点揭露的对象；塞姆对恺撒的评价相对温和，但与蒙森等德国史学家对恺撒的推崇比较起来毕竟要严厉得多；而相对无害但同样受到塞姆冷嘲热讽的文坛偶像(尽管他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便是罗马共和国最伟大的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家西塞罗。

《罗马革命》绝不是一部玩世不恭、思想偏激的讽刺文学作品；它对罗马共和晚期政治家的批判是以一套系统、深刻的政治批判史观为基础的。塞姆开宗明义地指出：“奥古斯都的统治是一个集团的统治，他所建立的元首制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一个辛迪加。事实上，这个领袖的存在是以这个集团为先决条件的。如果我们只讲述这个革命领导人的生平经历，而不交代他所领导的党派的构成情况，其骨干党羽的性格、行为与影响的话，这种描述就会显得虚幻和不切实际。在任何时代，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的，无论它属于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都会有一个寡头集团潜藏在幕后；而罗马在共和国与帝国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奥古斯都建立的共和国的官员和掌权者中再次辨认出革命年代的将军、外交家和财阀；他们更换了制服，但仍是同一批人。他们成了新建国家中的官吏。”在塞姆早年的历史观念中，“无论政权采用何种名目与理论体系，寡头统治集团都是真实可感的要素”。在罗马共和国的框架内，尽管罗马公民拥有理论上的自由选举权，但寡头统治集团的实力与声望始终是左右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力量；而在真实的政治斗争中，共和国的法律与宪政是无法同政治集团的势力与权威相抗衡的。因此，《罗马革命》一书的重点不在于分析法律制度与政体模式的变迁，而在于揭示参与角逐的各政治集团的形成背景、人员构成与发展历程上。这种研究模式决定了全书阴郁、悲观的基调，因为读者在书中看不到美德与法治的演进，看不到历史的发展与转折；他们目睹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与党同伐异。而按照本书作者的政治批判史观，既然一切政权总要由某个寡头集团进行统治，这种永无休止的权力冲突便不可能存在多少建设性的积极意义。在塞姆的笔下，无论多么成功的政治家也不可能是拥有独立意志的自由英雄，而只是自己所效忠的党派在幕后操纵的工具。因此，对奥古斯都等政治领袖道德品质的讨论其实是个伪命题，美德在靠实力说话的政治斗争中是没有位置的。……而帝国的统一也不意味着斗争与苦难的终结，因为“政治活动可以受到控制，却永远不会终止；野心可以被人压抑，却永远不会泯灭。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还在寡头统治集团内部、在宫廷里和内朝成员中继续着；其形式变得更加隐秘，但事实上却更为激烈与残酷”。摧枯拉朽的内战最终仍旧无法改变寡头政权的基本性质。

塞姆的漫画形象

在这种政治批判史观的支配下，塞姆在《罗马革命》中反而给予叛变投敌者较多宽容，他认为，同一家族的成员为互保而在内战中故意分别投靠敌对阵营的做法是维系本家族势力的明智之举；普兰库斯等著名叛徒的相时而动与明哲保身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在内战中的背叛行为毕竟减少了罗马公民的流血牺牲，而那些忠于虚幻原则的人物做得并不比他们更好。

塞姆的《罗马革命》全书定稿于1939年6月，出版于德国闪击波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1939年9月。尽管这部严肃的史学著作并非以影射现实为目的，但作者在书中表达的政治批判史观无疑反映了对时局和现实政治的忧虑与不满。塞姆在本书初版序言中写道：“笔者不是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的”，并指出本书对近年来一些关于奥古斯都的、或许带有别有用心的说教性质的作品给出了回应。他对亚克兴海战前夕渥大维政治攻势的建构似乎确实存在着影射德意法西斯政权政治宣传模式的成分。……《罗马革命》中的政治批判倾向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在眼下横行一时的法西斯政权，它代表着对人类政治本质弱点的深刻反思与全面批判。作为一位拥有新西兰教育背景的学者，塞姆是站在欧洲世界的外围思考人类政治的本质问题的。他在《罗马革命》中建立的政治批判史观虽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却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思考与严肃批判，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塞姆在《罗马革命》中向读者阐明了自身遗世独立的思想立场。……在塞姆笔下，共和末期罗马政坛上的传统贵族、平民派、民众和新贵中没有也不可能涌现出任何道德楷模和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这一局面是由罗马政治始终如一的寡头体制与强权性质所决定的。塞姆所持的政治批判历史观念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肆虐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阴影，也反映了他对人类政治演变规律和发展方向的悲观主义看法。笔者认为，塞姆在其学术创作前期所持的这种政治批判史观正是导致他对西塞罗进行否定、批判的本质原因。

罗纳德·塞姆

罗纳德·塞姆，英籍新西兰人，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教授，主要从事古罗马政治史与古罗马史学研究，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古罗马史家。代表作有《罗马革命》《塔西佗》《撒路斯提乌斯》《奥古斯都的贵族制》《奥维德笔下的历史》等。

西塞罗作为罗马共和晚期最杰出的演说家与政治思想家，在塞姆的《罗马革命》中成为反面形象和批判对象。……然而，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因为真正超越一切阶级与时代的道德标准事实上并不存在。因而，在论证过程中，青年塞姆必然要陷入逻辑混乱与多重标准的陷阱。他时而指摘西塞罗毫无原则立场，左右逢源，唯利是图；时而批评西塞罗固守罗马古风，不懂权变，流于空谈；时而又利用20世纪现代英国民主社会的政治与道德评判标准去对西塞罗进行脱离历史人物生活背景的苛求，犯下了20世纪中期古典学研究中古史现代化的通病。此外，连塞姆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存史料关于西塞罗的负面材料并不充分，因此他的批评往往不得不在薄弱的史料证据、甚至是个人主观臆断的基础上展开。历史的检验证明，尽管《罗马革命》一书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对西塞罗形象的“主观建构”却是偏颇的、有悖于历史真实的和未能得到后世学界认可的。

塞姆早年信奉的政治批判史观同样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质疑与反驳。……在塞姆所描述的军阀混战不休、政客勾心斗角的共和末年灾难性场景中，我们已无从辨识真实历史中必然存在的人性、道德、理想与信仰，也无法认识到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和元首制体制的确立对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推动作用。在具有政治批判倾向的青年塞姆眼中，元首制的建立是罗马爱国人士放弃抗争、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的结果。因为“世上还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的东西；政治权利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标。它的目的乃是生活的安全与富足；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能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被内战和混乱局势折磨得身心俱疲的罗马人民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自由特权，重新忍受罗马建城之初实行的专制统治”。这种消极看法引起了意大利自由派史学家莫米利亚诺的严正抗议，因为它消解了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本身的意义，并且在逻辑上也无法解释君主专制何以会在此后的千余年内成为主导欧洲的唯一统治形式。尽管《罗马革命》的政治批判史观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起到了批判法西斯主义历史观的积极作用，它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这种流于偏颇的政治批判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罗马革命》这部史学名著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西塞罗反喀提林

随着和平局面的重新降临和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罗纳德·塞姆在其创作生涯后期的政治批判立场有所缓和，而他与自己笔下的西塞罗也实现了“和解”。《罗马革命》式的、对政治家西塞罗不遗余力的讽刺挖苦在塞姆日后的论著中几乎再未出现；而西塞罗在罗马文学史上的地位则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他的正面评价。在其晚年的另一部力作《撒路斯特》中，塞姆公允地指出，以西塞罗为代表的这个文学时代是自由的、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69)他在其他作品中也表达了对西塞罗崇高文风的敬意，并坦率地承认西塞罗的文学创作对自己所景仰的吉本、小普林尼和塔西陀等人的积极影响。

然而，政治批判倾向毕竟对塞姆的后期学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罗马革命》付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兵役结束后，塞姆逐渐告别了纯粹的政治史著述(尽管他日后的研究成果并未完全同政治脱离关系)，转向了对斯特拉波、塔西陀、《奥古斯都后诸恺撒传》和阿米亚努斯的史学史研究，和对丰产兄弟祭司团、小亚细亚行省的罗马帝国社会史研究。作为一位在理论思维、治史方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极富特色的史家，塞姆后期的学术转向当然不是对新兴社会史潮流的盲目追随，而是反映了他在政治批判史观影响下暂时告别传统政治史研究，尝试开辟史学新园地的执着努力。当塞姆在其晚年重新回归奥古斯都时代这一主题时，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政治家西塞罗或元首奥古斯都，而是与世无争、专心文学创作的帝国上层政治牺牲品奥维德。塞姆本人对奥古斯都的负面看法和对法西斯主义者们利用恺撒形象进行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行为的批判，则贯穿了其史学创作的始终。

政治批判史观的形成与消解构成了罗纳德·塞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罗马史学者史学思想演变历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与同时代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相似，塞姆的学术生涯轨迹同样展示了经历过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进步史学家的心路历程，以及由反思传统政治史转入社会文化史研究进而重新赋予政治史应有地位的20世纪中期西方史学潮流的基本趋势。

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三期，经授权转发，有删节，注释从略。作者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马革命》译者。

《罗马革命》

作者者：罗纳德·塞姆 

译    者：吕厚量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罗马革命》是关于罗马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权威之作，奠定了罗纳德·塞姆作为20世纪最出色的古罗马史家的地位。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对所谓“革命”的领导人奥古斯都及其追随者的细致入微且生动形象的叙述，在于对他们彼此之间通过婚姻、血缘和共同利益编织成的家族关系网，在“革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深入分析，从而，成为研习古罗马史的重要参考书，对20世纪后期的罗马政治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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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伊丽莎白·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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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罗森的《西塞罗传》主要讲述了在古罗马政坛，出身低微的西塞罗，凭借一己之力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高位。但他的执着和对荣誉的贪恋在创造了永垂青史的不朽业绩的同时，又使他走上了不归路。本书是目前国内最为详尽的西塞罗传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伊丽莎白·罗森（1934-1988）,英国著名古史学家，不列颠学院院士，曾执教于剑桥大学新学院、牛津大学圣体学院。著有《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后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参编《剑桥古代史》，并在《罗马研究杂志》《古典学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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